2020年12月，美联储将今年的GDP预测中值从9月的-3.7%调高至-2.4%，失业率从7.6%调低至6.7%。这预示着全球经济复苏比之前猜测的更快，美联储也有可能会更快进入加息通道。

最近几年，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持续上涨预期。与此同时，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相对低位，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逐年下降，这事实上给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新的变化。

CPI环比增速预测模型显示，11月CPI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CPI环比增速在10月基础上(-0.3%)进一步小幅下降0.1个百分点。

短期来看，中美关系依然不容乐观，不过若历史规律有效的话，未来中美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边际影响应该尚在可控区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仍然有望在震荡中走出一波升值行情。

从中长期和短期来看，中国均有必要降低利率。本轮经济周期走势较为特殊，同时受到供给侧改革，利率市场化等政策性因素扰动，在未来经济下行区间，我们认为央行可能会结构性降息而非全面降息。

央行仍有“价”和“量”两方面、多品种的工具可做备选，完全没有必要通过一级市场购入国债实施所谓的“QE”操作。

未来可以逐步下调篮子货币的比重，增加收盘价比重。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减少篮子货币的比重有助于降低美元指数的影响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如果货币当局希望巩固经济和金融去杠杆的成果，未来结束低利率环境，提高基准利率是必经之路。在宏观经济表现平稳的前提下，我们预计2018年央行调升基准利率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70%。

最近三个月，不仅人民币成为全球新兴市场货币中升值最强劲的货币，人民币汇率指数也出现了小幅升值。事实上已经偏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本质上，这是中国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抑制了外汇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由于缺乏风险偏好较高的投机者，外汇市场出现单边市场格局。

人民币汇率并非波动过度，反而是波动不足。未来应选择净资本流动冲击相对较弱的时期，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同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缓解外汇市场压力，让人民币汇率波动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

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压力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并不是“藏汇于民”，而是使热钱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顺利离场，伺机外逃的资本得以以低成本购得外汇并最终实现“胜利大逃亡”。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是“藏汇于民”，不足为虑的观点需要纠正。

尽管美联储加息让美元指数略有抬升，但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非常有限，市场情绪相对稳定。今年下半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有望逐步趋稳。

此次引入“逆周期因子”后，央行又重新获得了价格的裁判权，市场依仗的“非对称贬值”优势落空，空头开始迅速后撤，人民币汇率将会迎来一波小幅升值，后市会基本稳定。

总体来看，短期内，美元指数会在低位盘整，不排除继续探底的可能性。下半年有望重新回到100-103点波动区间。不应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过于乐观。考虑到今年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高后低态势，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可能会随之上升。

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潜在的贬值预期并没有完全释放，境内外汇市场仍然处于供求失衡状态。加强资本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压力，却不能替代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改革。面对强势美国经济以及日益鹰派的美联储加息政策，人民币汇率仍会面临较大贬值压力。

不到三年时间，外汇储备总量下降1万亿美元，降幅达到25%。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海外资产，外汇储备的下降规模和速度令人感到不安。判断外汇储备的下降是否是“藏汇于民”，要看这种下降到底是满足了资本外流的何种需要。

在这场外汇储备消耗战中，我们应该尽量保住手中外储的子弹，让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做虽有风险，但却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希望央行能沿 “811汇改”的思路，在做好预案的基础上，早日完成中国汇率制度改革。

总体而言，“收盘价+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仍然是不成熟的过渡机制。虽然这一机制缓解了人民币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势头得到遏制。但是，任何非浮动的汇率制度都无法解决市场出清问题。在市场出清之前，任何双向波动都是人为的、都要以外汇储备的运用为基础。当前的汇率形成机制和管制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化解外汇市场风险，而仅仅是把风险后移。未来央行应该沿着“8·11”汇改最初的思路继续前进，让市场供求占主导地位，最终实施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

展望2017年，全球金融市场仍会经历重重考验。具体而言，有如下四大风险值得关注。风险一： “特朗普新政”能否产生“特朗普通胀”。风险二：欧盟各国大选将反欧力量推向前台。风险三，英国退欧风险仍将扰动全球外汇市场。；风险四，日元大幅贬值的风险。